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
邓稼先(1924-1986)，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先后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求学报国
（1950年 邓稼先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是其六世祖，父亲邓以蛰先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是著名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从 5岁起，邓稼先就跟着父亲在北平读小学，后考入北平崇德中学。除小学课程外，还要读四书五经，每天背诵古诗词，后来又苦读英文，专攻数学。父亲的严格教育为邓稼先以后学习研究打下了全面的文化基础。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学生举旗上街庆祝“皇军”的胜利，正在读高中的邓稼先怒不可遏，将日本国旗扯碎，踩到脚下。父亲担心邓稼先遭到迫害，安排他前往昆明，临行时叮嘱：“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稼先牢记父亲嘱托，立志科学报国。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知名教授。在大师云集的学术环境中，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激昂校歌声中，邓稼先在学术上思想上都获益匪浅。1945年，为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但抗日战争的胜利却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激怒了要求建设和平民主新生活愿望的百姓。大学毕业后的邓稼先来到昆明市文正中学、培文中学教数学，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他带着对家人的思念，带着报效国家的满腔热血回到了阔别以久的北平。这个时期，他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著作，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一定会成功，一个崭新的中国必将诞生。这时的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嘱咐“要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处”，于是，为了实现自己用才智为祖国效力的夙愿，邓稼先于1947年参加了赴美研究生的考试，并顺利通过。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他表示：“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由于邓稼先的天赋和勤奋，不到两年他就修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即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以满腔热忱投入工作，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并于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身许国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中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邓稼先以身许国，决心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1958年8月的一天，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幽默地对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回忆说：“那一夜，他一反常态地无法安睡。到后来，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后来，我说你给我一个回信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也许这都不行。”
接着是一阵难耐的沉默，许鹿希似乎听到了邓稼先克制自己情绪的略微有些急促的呼吸声。邓稼先终于开了口：“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第二天，邓稼先像变了一个人，从不喜欢照相的他，带着妻子、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或许是他要留给亲人的纪念吧。
之后，邓稼先走了。
许鹿希感到疑惑且不解，因为，除了丈夫那些简短的话，没有一个人给她解释什么，丈夫就这样活生生地从身边“消失”了。其实，她哪里知道，邓稼先为了国家利益的选择，对他本人来说，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决心，因为他的一切都将不告父母不告妻儿，没有个人的行踪，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朋友随便交往。就算工作成绩再大、功劳再大都将无人知晓，一辈子都不会看到自己声名的成长，甚至到死也只能默默无闻。
但是，为了祖国，邓稼先认了！
（邓稼先1958年在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与家人摄于北京）
铸剑护国
1960年，在荒无人烟的罗布泊，科研人员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试验基地，秘密研制我国的原子弹。
那时，由于条件艰苦，邓稼先只能带领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一扎扎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除此之外，邓稼先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进行取样。夏天的罗布泊像是一个巨大的火炉，气温最高可达42℃以上，防毒面具密不透风，防护装备重达两公斤，半小时就面临晕倒的危险，而取样时间却要长达四个小时。
1964年10月，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惊天动地的巨响伴随强烈的闪光蘑菇云冲天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来不及庆功和休整的邓稼先又全身心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中，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刷新了世界纪录。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让胜利的冲击波，一次次从戈壁大漠传遍世界，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丹心耀国
（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上，左为邓稼先）
研制核武器，最可怕和防不胜防的是核辐射。邓稼先一次又一次主持核试验，经常出入车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接触放射性物质，受其辐射的损伤，内行人叫“吃剂量”。1979年的一次核弹实验时，因降落伞在空中未能打开，核弹从高空坠落地上摔裂。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故，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邓稼先在明知接触核弹碎片可能会致癌的前提下，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就是这件事，让他受到了致命的核辐射伤害。邓稼先回到北京后，身为医学教授的许鹿希得知此事，立即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尿液具有放射性、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不久，他回到核试验基地，受放射物影响已步履维艰，却仍坚持亲手装雷管，甚至第一次用院长的权威下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他就这样在基地带病工作了很长时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1984年底，邓稼先仍然指挥了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试验前夕，他接连几天拉肚子，大便带血，他却以为是痔疮出血和高血糖病。这年他才60岁。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组织指挥的一次核试验。
1985年，邓稼先被诊断患上了直肠癌。他进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住院363天，动了3次手术，一直疼痛不止。即使这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占据邓稼先脑海全部的仍然是中国的核事业，忍着病痛和核物理学家于敏共同书写了《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病榻上，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的这样快。”邓稼先先后做了几次手术，但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后，邓稼先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在国庆节时，去看看天安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他解密：“一辈子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工作，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于是，派记者去采访他，写出了长篇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这时候，人们才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才知道他是一个英雄。
临终前，邓稼先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他将对父母、妻子和儿女的爱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邓稼先所代表的“两弹一星”精神已熔铸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他的不朽英名，将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他的卓越功勋，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他的崇高品德，将永远激励人们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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