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精神生成的三重逻辑
——白晨昭
摘要：科学家精神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能够完成艰巨科研事业的精神支撑，是其在实践中形成的崇高的精神品质、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的总和。中国科学家精神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中形成，体现了历史逻辑、思想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科学家精神生成于西学东渐以来通过科学技术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生成于近现代社会科学家们对家国情怀、创新追求、求实品质等思想的体味升华中；生成于国家政策、社会发展趋势指导以及科学家群体坚持致用自强的协同研究中。科学家精神生成的三重逻辑表明，中国科学家精神主要产生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大趋势中，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也必将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中不断赋予自身新的内涵。
关键词：科学家精神；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经历了各方面的演进过程，也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多样的精神，其中科学家精神就是主要成果之一。中国科学家精神，是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以学习科学知识来救国、强国为目标的一批科学家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崇高精神品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的总和。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将科学家精神的主要内涵概括为：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可以说，中国科学家精神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孕育成型，体现了历史逻辑、思想逻辑与实践逻辑三者的有机统一。深入探究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生成逻辑，对于深刻把握中国科学发展、中国百年社 会变迁以及如何在新时代继承并发扬科学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逻辑
一种精神的形成自然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不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随之而来的，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会通，西方科学精神也逐渐被人们接纳并受到推崇，加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注重实践和关注人本身的思想与传统文化相契合，对近代以来中国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西学东渐”：近代西方科学理论的传入
元明时期，理学大盛，士人依靠程朱理学提倡的“格物致知”之学形成对世界的认知，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多关注经验性认知和实用性的知识，缺乏对纯粹理性知识的探究兴趣，故而这一时期的数理知识并不算发达。明中叶以前，西方科技发展与中国并无太大交集，而自 1583年耶 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澳门传教开始，中西方的知识系统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交流。按相关学者划分，“从1583年到1840年这一波西学东渐，又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从1583年到1700年，是明末清初西方科技大量并迅速传入中国时期；1700年后进入康熙帝统治晚期，接着到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再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第一波西学东渐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利玛窦与徐光启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章，对中国算术有很大补充与完善。同时，利玛窦作为 耶稣会传教士，学习了耶稣会下设罗马学院所教授的西洋天文、历法、数学、哲学、医学、建筑、物理等科学内容，而明代士大夫群体饱含对知识的认知兴趣，在不涉及治政与经世观念的情况下，对利 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艺类知识有很高热情，这就为西方科学知识被国人认可，奠定了良好基础。
到清朝后期，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使晚清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部分官僚开始意识到，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随之而起的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謇等洋务派代表，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在坚持“中体西用”的基本原则下，开始大规模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大量近代化军工厂和民用企业，创办新式学校，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对于近代科学的认知与掌握。
(二)科学与民主：科学家精神产生的思想萌芽
中西文化之间的比较，凸显着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与融合，古今、中西成为近代中国考 量的主要问题。西学东渐思潮产生以来，洋务运动兴起，但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近代科学逐 渐被引入中国，而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却被拒之门外。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惨败使改良派认识到对政治体制等进行全面改革的重要性，从这一时期开始，民主观念才逐渐被人们系统了解与接受。
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阶段，而关于科学和民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的具体展现，有学者将之概括为经济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二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也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的。特别是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将科学与民主形象化为“赛先生”与“德先生”，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旗帜鲜明地倡导科学与民主。
从其内涵来看，科学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民主则侧重于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科学之所以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屡屡被重视，一方面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快速提升，这对急需寻求国家富强方法的知识分子来说，吸引自然不小；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科学的外在表现多体现在对生产工具的变革和生产力的提升上，对政治措施的制定不直接产生影响，故而较容易被务实、致用的执政者重视并采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形成了一种普遍性认知，即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是振兴国家的必由之路，这对之后近百年中国社会各界对科学的态度颇有影响。
(三)实践第一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化指导
《新青年》助推了西方思想和观念的进一步传入，早期以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主，而“中后期的《新青年》则转向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把新文化运动推进到马克思主义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的新阶段”。当马克思主义逐渐进入中国，国人对科学的认知与追求又有了深远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近代自然科学、经济学和哲学等多种思想理论，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揭示自然界所有事物之间 的辩证联系，与近现代科学发展有了密切联系，且能够进一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在认识论上，马克思坚持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将实践树立为认知与判断事物的权威。马克 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与阐释，也是进一步科学化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认知前提。在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际中，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是遵循实践原则进行斗争和建设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的根本意义更是成为一种普遍性共识。在坚持实践观的基础上，要做到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体能动性相结合，通过实践，人们形成对外界万事万物及其规律的系统性认识，这就是对科学应有的态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重 要的思想引领与行动指南意义，引导科学家们围绕社会现实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观念对中国 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导向作用。
二、思想逻辑
近现代的社会发展与变革中，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西方传入的新思想对传统观念有极大冲击，这期间的多次社会转型、政治变动、观念更迭，更是促成社会精神的整体变更。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生成过程，体现了近现代中国科学家思想从饱含家国情怀到注重理论创新，再到求实为本的思想嬗变历程。
(一)家国情怀：科学家精神的情感升华
关于科学家们家国情怀，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来源，既有中国古代家国同构思想，又兼具马克思主义关于家与国问题的思考，还受到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认知理念，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中将传统家 国情怀概括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修身养性、提升个人品德，到维持良好家庭关伦理系，再到通过治政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也形成后世士人群体表现家国情怀的一般形式。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家庭与市民社会皆为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前提，落实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将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家国情怀加以融汇，进一步认识到农民问题才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最终形成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家国情怀。
近代以来的中国科学家们，深受这种家国情怀的影响，并逐渐生发出作为科学家的一种担当意识。这种担当意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表现得更为显著，且代表人物尤为集中。这一时期，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围绕“强国”与“富国”两个主题展开，即必须尽快完成“两弹一星”的研究与制造，以确保新中国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同时还要以科学手段解决生产问题，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包括钱学森、邓稼先、于敏、王淦昌、茅以升、袁隆平等一大批中国科学家，秉持“科学报国”的信念，几十年如一日投身于科研事业中去。这种敢于担当的意识，体现了中国科学家们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出科学家们不凡的气度与胸怀。他们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 摆在首位，以科学事业为本，努力做到不负历史与人民的重托，可以说，这种家国情怀与担当意识，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们能够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情感底色，并在多年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升华。
(二)创新追求：科学家精神的学理内涵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究，而科学精神，“本质上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求索精神，是对知 识的确定性的追求，是超越短期功利而对绝对真理渴求的意念”，科学家们就是将这种探索真理的精神与坚持创新的意识进一步发挥。这种创新意识，就是一种求发展、求进取的思维方式与愿 望，其形成过程，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求新、坚持辩证统一的思想底色是分不开的。
《诗经》中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语，《大学》第二章就明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中也强调变易思想，这就是说，在中国文化的早期，即体现出对创新、求新意识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创新这一科学家精神的学理内涵，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从未缺席。
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看，科技创新是提升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也是科学家们持续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追求。例如，在“两弹一星”的研究 中，一大批科学家们关注的就是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他们坚持独立思考、自由探究，有着追 求科学真理的强烈信念，同时力求不断超越前人成果与认知范式，这就是对创新追求的实践诠释，也在群体性的科学研究协作中，形成了一种求新的研究氛围。在此之后，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 神品质作为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被更多人认可并得到发扬。
(三)求实品质：科学家精神的德性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古代文化中尤为注重对农、医、天文历法等技术应用层 面知识的关注，皆是出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生成的，故而逐渐形成的思维传统是以“经世致用”为本，关注的是科学技术如何运用于实际生产生活中。同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也在一直遵循实事求是的求实路线，坚持对局势判断、制定政策方针时从实际出发，并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这也影响着现代中国科学家 们的科研精神，故而科学家们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在科研实践中增强了自身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科学家们坚持科学研究要遵从客观实践，而随着科学的进步，原有科学理论自然会出现与新时期社会实际脱节之处，就必然会与已经成为权威的一些理论和学说产生一定分歧。从这一角度分析，科学家精神中的求实品质，与怀疑精神亦密不可分。怀疑精神，就是做到不因循守旧，体现出不盲从权威说法、勇于批判错误陈旧观念的勇气，也是对主体性思维的一种体现。
而关于近现代以来怀疑精神的思想根源，既有中国古代辩证理性带来的多元化思考方式，也 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影响。这种怀疑精神，对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邓稼先等科研人员参加研发原子弹工作时，不仅面临着国外技术的封锁，国内科研条件也十分艰苦，在计算复杂数据时所使用的是算盘、手摇计算器等相对原始的工具。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科研条件中，老一辈科学家们发扬他们对科研的求实精神，独立思辨、认真求证，通过自己的 不懈努力，确定了一项又一项关键性参数，保证了中国核武器研究工作的高效完成。这种求实与怀 疑精神，落实在新时代的科学研究中，也激励当代科学家们解放思想，努力从客观实践中认识事物的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行事。
三、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多次转型与重构，多种思想先后激烈交锋，以此为发生背景，近代以来中 国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也不断更化、丰富起来。在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以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多个社会实践中，在各种思潮和主义的碰撞中，一批批科学家们以立足社会实践、服务广大人民为奋斗之旨，坚持强国、富国的总体目标，投身于科学研究中，为生成中国科学家精神提供了实践基础。
(一)因势而行：科学事业的实践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曾谈到：“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事实上，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就是研究和认识客观 物质世界及其内在规律。而谈及科学的实践过程，也离不开政府科技政策的引导与影响。
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在朝鲜战争以及台湾海峡问题上，美国多次进行核讹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感发展核武器的重要性。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现状有了实际判断，同时提出“向科学进 军”，并制定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认为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必须要大力发挥科学技术的战略作用。加之当时国际上日益严峻的军备竞赛，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包括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王淦昌等在内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响应国家号召，隐姓埋名、发奋图强，全身心投入科研之中，最终，“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还带动了中国高端科学技术产业的发展。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给人们实事求是思想的启迪。1995年5月，党中央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加快了科技创新步伐。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将科技创新上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创立良好的科研氛围，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创新团队。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引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这进一步为新时代弘扬科学家精神指明了发展方向。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需求和国内外形势的要求，从以上中国科学发展方向与路径的确立，可以看到国家政策的重要引导作用，这是科学事业能够 得到落实的前提。
(二)协同为本：科学家队伍的建设基准
几代科学家们，在科研实践中先后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北斗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等，并以这些科学家精神为基点，构成了中国科学家精神谱系。纵观这些精神的理论 内涵，皆离不开集体主义和协同思想，可见协同精神对科学家精神培育和科学研究的必要性。
若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来分析，传统文化中也极为注重集体主义，强调“群”的基础性作用，对群体价值有着充分认同，既视集体主义为一种价值观念，也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中国近代科学事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这不是某一人的目标，而是具有群体性、民族性意义的。故而近代以来中国科学的发展，天然带有对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的推崇。
很多科研项目，极为复杂、艰巨，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配合完成，不论是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对中国原子能、航天、核物理事业的开拓，还是以袁隆平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对杂交水稻的研究，亦或是屠呦呦等药学家对青蒿素的研究，都凸显了协作精神和集体努力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科研工作应该注重并崇尚协作精神，坚持群策群力、协同攻关。协作精神一方面指明不同个体之间需要配合完成具体任务，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每个人都要在集体工作的兼容中有部分牺牲。弘扬这种协同精神，可以指导人们的具体行为，也有助于良好科研氛围和社会风气的形成。
(三)致用自强：注重科学发展的根本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这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发展 问题的理论总结，中国科学家们以致用自强为目标，前赴后继投入科学研究中。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明确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强国、富民，这一致用传统也是 中国科学家们一直坚持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创了党领导高等 自然科学教育与研究的先河，努力在实践中将教育、科研、生产三位一体式联结起来，既是为了自力更生、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也是希望以此为根据地培养紧缺的科技人才。延安自然科学 院的研究人员和师生们促成了南泥湾的开发，改进了边区制盐技术，并在兴办的工厂中制造出酒精、弹药等战略物资，以及肥皂、火柴、玻璃等民用产品。他们在贯彻落实“军民一致”原则的同时，实现了科学研究与致用自强目标的完美融合。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坚持把致用自强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指引，不论是“两弹一星”工程、核电技术开发、载人航天工程、“天眼”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复兴号”动车组研制，还是杂交水稻的培育、青蒿素的发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等，都表明中国科技在航空航天、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生物科技等多个高精尖领域有了长足发展，也体 现出中国科学发展和科学家们关注致用、谋求自强的科研精神。
可以看到，致用的理念将科学研究与现实紧密联结在一起，避免其呈现出单一的抽象性。科学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科学家们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核心信念，关注、联系人和社会的发展，也是 取得科学进步的根本目标。
四、结语
以杰出科学家、先进模范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中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故而近现代以来中国科学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史。中国科学家精神形成于历史发展的变动进程中，传承了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民形成的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育人精神，逐渐走出一条红色科学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中国科学家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思想逻 辑和实践逻辑告诉我们，科学家精神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们不断探索、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家们在长期科研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对中华优秀文化内涵的丰富。可以说，中国科学家精神是一个有机体，随着新时代社会建设的推进和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其理论内涵将更加丰富，也必将对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构建有所裨益，在激励后辈砥砺前行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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