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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1924年，邓稼先同志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镇，少年时就立志将自己的一切贡献于祖国，贡献于中华民族。

1945年夏，他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8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留学，用23个月就取得博士学位。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同志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毅然登上归国的客轮。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研究工作，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创性工作。1956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核威胁阴云笼罩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核讹诈、核威胁，党中央毅然作出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8年8月，邓稼先同志奉命调入正在筹建的核武器研制机构，担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他对妻子许鹿希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此，他的一生就与核武器事业紧紧捆绑相融在一起。

从1958年到1986年，邓稼先同志隐姓埋名，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年。历任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今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等。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供图

1985年8月，邓稼先同志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病重住院期间，他念念不忘事业，经常与来探望的同事们讨论处理工作。病床上常常摆放着专业书籍，随时准备拿起翻阅。他在党员登记表上写道：“自己虽身患癌症，但矢志不移，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祖国的强大，他始终念兹在兹。1986年，病情不断恶化，但他仍然拖着虚弱的身体，特地到天安门广场看国旗，把赤子情怀化作无限牵挂：“等国家强大了，你们一定要告诉我。”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62岁。在生命最后时刻，他深情地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邓稼先同志以对祖国的无限忠诚，用毕生兑现了把生命献给工作的庄严诺言，为核武器事业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国为民、无私无我的崇高境界。1999年9月，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核武器研制属于大科学工程，理论设计是第一个关键环节，是核武器研制的“龙头”。创业初期，邓稼先同志带领平均年龄仅23岁的年轻队伍，白手起家，从学习《超音速流和冲击波》《爆震原理》《中子输运理论》三本书开始，自力更生探索原子弹原理。当时一周实行六天工作制，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排满了七天。计算用过的草稿纸一扎一扎放入麻袋，一直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了一个房间。经过九次艰苦繁复的特征线方法计算和分析，他们逐步深入原子弹爆炸物理过程，破解了其中规律。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巨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在突破氢弹时期，邓稼先同志组织制定《九院理论部科研工作大纲》即《氢弹研制大纲》，明确由理论部几位副主任分头领军，多路探索，集体攻关氢弹原理。在于敏同志带领科研组赴上海百日会战抓住关键之后，邓稼先同志会同科研人员深入分析，完善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1967年6月17日，在理论、实验、设计、生产、材料、试验等多个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此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两年八个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核武器事业进入全面研制定型和武器小型化新原理研制的关键时期，邓稼先同志作为主要技术领导，组织制定了十年科研规划，全面部署和推进了一代武器化和新一代关键技术突破研究。

邓稼先在讲解核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供图

1986年3月，邓稼先同志身体已极度虚弱。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凭着特有的政治敏锐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对当时各国技术发展水平和国际局势作出研判。多次与于敏等几位科学家商议，在病榻上起草完成了关于加快我国核试验进程的建议报告。当时，邓稼先同志进行了直肠部分切除手术，没法坐椅子。他艰难地坐在一只汽车轮胎的内胎上，强忍剧痛，满头大汗，一字一句地推敲、修改建议报告。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他还写了满满两页纸，关照报告内容要作哪些调整、如何加以润色、应送哪里。

建议报告在1986年4月2日定稿，以邓稼先、于敏两人的名义呈报。这份凝聚着至深爱国情怀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在后续工作中贯彻、执行，化作了核武器事业后继者们的意志和行动。后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实了预见的正确性。他用满腔热血书写了生命的绝唱，铸就了“加快发展”的辉煌。1996年7月29日，在他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我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邓稼先同志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4项。1984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6年7月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提及荣誉，邓稼先同志十分谦逊地说：“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他和成千上万核武器研制人员一起，沉默而隐秘、坚定而务实地耕耘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一砖一瓦构筑起共和国的坚强核盾。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致广大而尽精微，严谨务实是邓稼先同志一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作为核武器研制的主要负责人，1986年前我国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他到现场主持了15次。从理论设计、加工组装、实验测试到定型生产的各个关键环节，他总是尽力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遇到重大问题，无不亲临现场指挥、处理。原子弹、氢弹突破时期，他常常废寝忘食，遇到攻关的紧要关头，有时就和同事们睡在机房里。一次核试验出现异常，他率领抢险小分队三次进入现场，充分展现了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勇担风险的崇高精神。

发扬学术民主，博采众长，邓稼先同志做出了崇高治学榜样。他用宽阔的胸怀团结同志、协同攻关，创造了一个鼓励创新的浓厚学术环境。无论是技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者，人人可以针对理论突破的关键环节发表见解，物理学家、数学家、技术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讨论。讨论通常很激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高度激发了出来。既发扬学术民主，又服从客观真理，这一学风代代相传，成为我国推进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之一。邓稼先同志襟怀坦荡、顾全大局、谦虚热忱、平易近人，受到同志们由衷的敬重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邓”，把他视作老师、兄长和朋友。

邓稼先(左)与杨振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供图

爱才育才和宽广胸襟，是贯穿邓稼先同志一生的崇高风范。事业开创初期，条件十分艰苦，邓稼先同志和大家一起，白天挑砖抬瓦搞场地基建，晚上挑灯夜战学理论。他既当领导又当老师，编教材、上讲台，手把手教年轻同志如何寻找资料、阅读文献，如何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等。当时食堂非常简陋，大家蹲在地上吃饭，年轻人常常借机请教问题，他往往把饭盒随手一放，就拿根树枝在地上比画起来。在他的指导和培养下，一大批研究人员成长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邓稼先同志逝世后，他的妻子许鹿希将他获得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奖金捐献，设立“邓稼先科技奖”和“邓稼先青年科技奖”，激励鞭策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邓稼先同志真正做到了他经常讲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他的高尚品格和崇高风范，他建立的卓越功勋，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言传身教，深深影响和滋养着他所带出的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邓稼先同志的光辉一生，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生动体现。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不愧是爱国科学家的杰出典范。

我国核武器事业创建66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几代科技工作者始终坚持以“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为使命，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沿着邓稼先同志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足迹，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今天，我们对邓稼先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要加倍努力、开拓进取、拼搏实干，把邓稼先同志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精神传承发扬光大，把他们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